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杨晓春

对于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而言，传统时代已经形成的一套以汉语来表达伊斯兰教信仰的阐释体系，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大多数伊斯兰学者仍然从中汲取着养分，延续传统的伊斯兰思想主题的讨论，并且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此前伊斯兰思想的不足，获得比较高的学术成绩。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界最主要的处境是如何应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面对现代化转型中宗教的衰微，一批有见识的阿訇走到中国伊斯兰文化自觉的时代前沿。同时，伊斯兰普通知识阶层在伊斯兰教的理解方面已经表现出新旧交替的特点，如蓝宗鲁的《回教臆说》大量引用中国传统文献和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作品。而民国时期新成长起来的大批伊斯兰现代知识分子，既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又有着深厚的宗教感情，同时与伊斯兰教界也关系密切，并热衷于创作。马骏、尹光宇、马坚、唐宗正、傅统先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与个人职业、经历息息相关，往往风格独到，在现代中国伊斯兰思想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过相关的作家和作品，学界讨论得还不多，本文以马骏、傅统先为例作初步的探讨。

马骏（1881-1945年），字君图。回族。山西泽州府凤台县（今山西晋城）人。1901年中秀才，1902年就读山西大学西斋，毕业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后，先后任山西省阎锡山政府的驻军代表、河东观察使、河东道尹，以及国民党山西省民政、教育厅厅长和山西省文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表等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晋城，向民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并组织了回民武装奋勇抗击日军。不幸被俘，1945年日军由晋城撤退，押解马骏随行，途中被日军摧残致死。马骏在从政之余，热心回族教育事业，并从事伊斯兰教方面的写作，有《正教理论》、《清真要义》等著作传世，具有一定的影响。

《正教理论》现存民国间铅印本，国图、上图有藏。《清真大典》第18册、《回族典藏全书》第44册影印，《清真大典》称底本为影民国十一年（1922年）北京清真书报社重印本，然而全书并无清真书报社的相关信息。

此书前有民国十一年（1922年）马骏《自叙》，民国十一年应是此书的成书时间。《自叙》说到将此书“作为中学、高小课本，俾我教青年学子，认识真主，知所趋向”，这是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全书正文共十八篇，涉及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各类社会问题，特别表达了作者对教育、科学、交通等现代事物的看法，展现了一位现代回族知识分子站在伊斯兰教角度的思考，有比较高的思想史价值。后附《节录天经四则》。

正因为马骏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所以面对伊斯兰教的有些传统的观念，他并不是完全接受的。典型的如“我教此后宜重一妻制”条，先引了圣训“教门要随光阴转，光阴如何转，教也如何转”，以便说明伊斯兰教的有些做法也是可以改变的。随后就国法与教法的关系，国法大于教法来开展讨论，从而得到一妻制应当遵守的观点。还举了穆罕默德没有儿子，暗含中国人的多妻往往是为了有儿子，其实并无必要。 “我们此后宜注意女界改进”条主张女性也要学习，应该设立男女学校。也引了同样的圣训，并再次强调了“国法大于教法”，还说作为中国人要认中国字，等等。 

此外如“我之回教主义”条将伊斯兰教解读为“人人自苦主义”， 也是颇具新意的。在非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直观的表现，就是如何处理伊斯兰教法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马骏提出的“国法大于教法”，是思想层面上解决的有效方案。

《清真要义》现存有三种版本：其一为民国间石印本，《清真大典》第18册影印此本，但目录误作民国十一年（1922年）铅印本；其二为民国间铅印本；其三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太原晋新书社铅印增订本，书名页题作“增订再版清真要义”，系晋城清真崇实中学丛书之一，《清真大典》第18册影印此本。三种版本的主体内容是一致的，但是在不少地方还有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增订本相比前面两种版本更是多出了不少内容。

石印本前有马骏自序。正文首题后署“晋城马骏君图编译  沐恩荣阳李锦春校订”，包括道论、教论、教略、洗心要义、各教互论、信主即自拔、认主独一、回回教为真正平民宗教、穆圣之体主爱人、申明穆圣为奉主行教者非好武力者亦非顽固以多妻立教者、造化始末真理、宗教统一论、经言、沐浴条件、礼拜条件、真经海谛二十则、教本共十七篇。铅印本前有民国十一年马福祥序、马诚序、冯延铸、马骏自序四序。正文首题后所署同石印本，正文篇目亦同石印本（其中经言一篇，正文中题作格言），比较大的不同是最后还有格论一篇（目录中不标出），根据马福祥序可知这一篇是马福祥从清初马注《清真指南》中摘出的。此本的出版时间一般根据马福祥序所署时间题作民国十一年，从此本相比石印本多出一些内容和序言，可以推测石印本的出版要比铅印本更早一些。

民国二十二年铅印增订本前有民国十一年马福祥序（后有民国二十二年怀圣子按语）、民国十一年马诚序、民国十一年马骏自序、民国二十二年怀圣子序及例言。正文首题作“清真要义”，下署“晋城马君图著”。正文除了与前面两种版本相同的篇目（其中的篇名，信主即自拔改为信主自拔，回回教为真正平民宗教改为清真教为真正之平民宗教；经言一篇篇名，目录及正文中均题作清真格言，后有“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孟秋晋城马骏重订”一行字和同年怀圣子按语），在清真格言一篇后增加圣训一束、警语两篇（后各有“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孟秋晋城马骏重订”一行字和同年怀圣子按语），原属礼拜条件一篇之赞主文另行提出作为一篇，原属礼拜条件之乃妈子天命十二件、当然十二件、圣行二十八件作为礼拜定制一篇，原教本一篇分成“以马”当然七事、伊斯兰八件原根、谛言五则共三篇，最后则增加结论一篇，而海谛经二十则一篇则拿出作为附录处理，一共为二十三篇。相较此前版本，真正增加的内容为圣训一束、警语两篇。附录两种，分别为《五时礼拜定时刻表》（末有怀圣子按语）、马君图译《海谛经二十则》（即此前正文中真经海谛二十则一篇，末有怀圣子按语、太原快报附怀圣子按语）。而具体文辞与此前版本的差异，则比较多见，不可枚举。增订本多处涉及之怀圣子，为尹光宇号，当时他正在太原参与伊斯兰布道会的活动，故而得以参与马骏《清真要义》一书的增订工作。

除了一般的对于伊斯兰教基本知识的叙述，《清真要义》还很好地体现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马骏其人对于伊斯兰教的独到认识，即大量涉及伊斯兰教具有现代性的问题。这与马骏《正教理论》一书有其共性，而各有侧重。《清真要义》马福祥序强调了此书平民宗教的论点，马诚序强调此书在阐发伊斯兰教解决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贡献，冯延铸序称此书不在诋人之短，而在扬己之长，从而参与社会建设，而马骏自序称“惟我回教，本真一之精神，包平民之宗旨，适合共和之潮流”， 增订本《例言》称“本书所言吾伊斯兰教义，除‘信德’、‘五功’外，只对和平处世、慈祥待人之道，择其要者，略有所及”， 发扬伊斯兰教和平的内涵、平民宗教的特质，正是他写作此书时想表达的主旨。此外，对万物生成的解释、对不再实行多妻制的说明等，均有新意。

《清真要义》在宗教思想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诸教同源，各教统一。

“教论”条倡导诸教同源之说。 涉及儒家、道教、天主教、耶稣教、犹太教。也谈及佛教，但是没有说到和伊斯兰教的同源关系，只是作了批评。

又有“宗教统一论”条，认为免于征战的方法是使全球国家各得其平，要使全球国家各得其平则需要使各国家的人心各得其平，此处的平应该是平等的含义。伊斯兰教已经预言世界各宗教必归于一，因此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全球国家各得其平。接着论述各种宗教与伊斯兰教的一致性，与“教论”条所言大致相仿，且要更加详细一些。因为需要倡导宗教，同时意识到反对宗教的现状，所以就极力论证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非迷信，不能废除。当时伊斯兰教面临着反宗教者的批评，面临着以天主教、耶稣教为主的其他宗教的批评，还有教内的危机，环境是险恶的，对于倡扬伊斯兰教者而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第二，伊斯兰教是平民宗教。

“清真教为真正之平民宗教”条先说明伊斯兰教的平等，再讲教规中对于贫者的义务，接着讲伊斯兰教的崇尚节俭、仆役与主人的食物相同等等，论证伊斯兰教是平民宗教。 

马骏《自序》说：“惟我回教，本真一之精神，包平民之宗旨，适合共和之潮流。” 增订再版本马福祥《序》更是强调了《清真要义》伊斯兰教是平民宗教的论点。 

第三，伊斯兰教有益社会。

“教略”条讨论宗教益世问题，如“至每日礼拜之祈祷，乃系为全世界之生者与亡者求福免罪”，“教育为先，婚姻之事，尤须子女同意，乃可定局”，“处世一以和平为旨”，辨穆圣武力传教，土耳其武力扩张为国家主义而非伊斯兰教教义的解释。 

民国铅印本冯延铸《序》称伊斯兰教和儒家吻合，同样不能仅仅以宗教家来限制对于穆圣的认识，伊斯兰教衰微之际应发挥其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优势。还称《清真要义》“不惟阐扬圣教，而裨益于世道人心，尤非浅鲜也”，不在诋人之短，而在扬己之长，从而参与社会建设。 似乎立意更在当时的一般认识之上。增订再版本马诚《序》则强调《清真要义》阐发伊斯兰教解决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贡献。 

傅统先（1910-1985年），原籍云南澄江，生于湖南常德，回族。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翻译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3年，参与创办穆斯林刊物《改造》。1934年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回教文化协会”，任常务理事，并出版发行《中国回教丛书》。1937年秋，到正风文学院（后改为诚明文学院）教英文和哲学概论。后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兼授逻辑学和哲学、教育哲学等理论课。195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后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育系教授、系主任。著有《知识论纲要》（1933年）、《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1936年）、《中国回教史》（1940年）、《哲学与人生（哲学概论）》（1947年）、《美学纲要》（1948年）等，翻译《格式心理学原理》（1937年）、《心理学》（1939年）、《唯心哲学》（1941年）、《经验与自然》（1960年）、《自由与文化》（1964年）等。 

《追求中的真宰》是傅统先有关伊斯兰思想论述的代表，1931年在民国时期最知名的回族报刊《月华》连载。文章首先提出真宰超乎人的理解，但是人总是竭力追求对于真宰的解释，所以文题作《追求中的真宰》，表达了作者在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追求。最后则点明追求真宰就是追求真理，而追求真宰是为了改进人生。作为一位哲学家，作者在广泛涉足东西方各大宗教和各大哲学、思想流派的基础上，从人类对于宗教的兴趣、真宰实有的证明、真宰在哲学上之解释、真宰之实性四个方面具体展开，基本的观点是真宰是实有的，其本体并非人类所能知，但是其大用则可以为人类所认识。

《追求中的真宰》这一篇长文，论述的方式独树一帜，迥异于同类报刊其他的文章，可以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进行一般的学术研讨、形成一般学术论著的典型。

以下举明末以来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中非常常用的“真一”的概念为例，说明傅统先如何运用伊斯兰教知识在其中的。其中一处介绍印度哲学吠檀多派讲梵天是万物的本源，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用了一个比喻，火是一体，但是实际生活中展示出来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火，“其体虽一，其作为则无数”。由此，傅统先联系到“真一”，还联系到“自我之生命而能悟真一之实有也”。“真一”在汉语伊斯兰教语境中指世界的本源，即真主。而通过作为受造物的自己来认识造物者——即真一——乃是中国伊斯兰教长期以来的基本观念。紧接着还有一处，仍然运用“真一”的概念来阐述吠檀多派的哲理，讲“他是超过形式方所以上的，他是没有时空性的，没有因果律、没有逻辑可以说明他的。无上真一，无始无终，万物之自始，万物之归根。不落于有无，不著于时空”，和明末以来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中讲“真一”的方式也是接近的。

傅统先之所以在该文的底子里有着伊斯兰教的调子，和他的学习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傅统先自述》中回忆，在上海上高中时，借住在上海小桃园街清真寺内，早晚做礼拜，听讲教义，晚上还随阿訇学习阿拉伯经文，也常常读刘智的《天方典礼》与《天方性理》。还说到：“从这两书中我得知伊斯兰教所信仰的真宰是无形象、无方所、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于是在我的思想中种下了一神论的种子。我曾在当时北京出版的名叫《月华》的伊斯兰教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追求中的真宰》的文章，说明真宰是在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中，在全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傅统先《忆我的老师哈德成阿訇》一文则主要谈他得到哈德成阿訇的启发，认识到伊斯兰教才既讲通过理智来认识真宰，又讲通过体悟来认识真宰， 对于理解《追求中的真宰》一文的主旨和思想来源均有一定的帮助。

傅统先《中国回教史》是1930-40年代回族知识分子撰写的四部有代表性的回族伊斯兰教历史著作之一， 不但是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成果，更是在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回族知识分子重塑自身历史的努力，同样具有强烈社会思想史的内涵。

《中国回教史》正文按照时代先后系统叙述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历史，但是在其《自序》中体现的，正是一位本族本教的知识分子在回顾本族本教历史时难以掩饰的情感与意志。《自序》首先讲到他和至友深觉中国回教文化思想有发展之必要，共同商议具体办法，曾作各项宣言。 总的说来，心态开放，眼光宽广。就伊斯兰教而言，要用逻辑的方法去整理其经典并给予新解释，要让宗教家关注社会，要让宗教家富于科学精神，还要用优美的文艺来辅助宗教情绪。所以最后他自己的总结是：“总之，吾等欲于真美善三方面发扬中国回教之文化思想。”其中第二条说“介绍世界思潮，使教徒明了现代思想趋势及认识历来各大思想家之平生及其理论，以为研究宗教问题之参考”，这也正是傅统先《追求中的真宰》一文所展现的。当然，其中也表明傅统先自己的伊斯兰教立场——“以回教精神贯彻一切社会事业”。至于“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风俗礼节，如此种风俗礼节不违教规者则中国回教徒应从其国俗”，这与马骏的观点十分接近了；不过他还有另外一面的“但愿真正之回教精神改善中国原有不合理之俗习”。

时处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思想总体具有继承与创新兼具的特点。不过大致可以分为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的话，并且不同时期的继承和创新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晚清时期以马德新、蓝煦、唐晋徽为代表，总体以继承明末清初以来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为特色，同时也不乏创新的内容，不过其创新也主要是针对明末清初以来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清末民初的蓝宗鲁、李衠也具有类似的继承特色，不过二人对宗教的基本认识则迥异于前人，带有时代创新的内涵。民国时期则是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期，不管阿訇阶层，还是一般的知识阶层，参与的人数众多，并且均在思想创新方面有其成绩。其“创新”的内容，则主要表现在大量结合社会现实的讨论。

就以本文论及的马骏、傅统先二人而言，分别为政界人士和学界人士，但是都比较多地涉及伊斯兰思想。马骏创作的两部专门的伊斯兰教著作，给予伊斯兰教一定的批评和较新的解读，特别是在现代立场上又给予伊斯兰教重要的肯定。傅统先在个人的心理学等专业研究中结合伊斯兰教的内容进行阐发，也进行了专门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并在思想层面将伊斯兰教的内涵放置到一个足够的高度。二人的论述，既有其成绩，也有其特色。总体而言，马骏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思考伊斯兰教的优点和缺点，傅统先结合世界各大哲学、思想体系思考伊斯兰教，并且二人都强调伊斯兰教要关注社会，思考了伊斯兰教和中国国家、社会的关系，凡此，我认为均有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独到位置。

如何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给予民国时期新型回族知识分子有关伊斯兰思想论述合适的地位，是当今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杨晓春，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