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和

（镇江山巷清真寺  江苏镇江  212002）

【内容提要】童琮是中国近代回民新式教育倡导者，一生以兴办教育为己任，在推动我国回民现代教育进程中具有里程式的重要地位。本文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对这位积极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普及，振兴中华”的留日学子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亟望学界同仁对这位近代回族新式学堂的先驱进行深度研究。

【关 键 词】童琮  回民  新式教育  社团

 

      童琮（1864—1923）是“中国穆斯林教育家”^【1】、近代回民新式教育倡导者。他学养深厚，不仅精通传统的经史之学，还谙习英语、日语，一生以“回民子弟俱能受教育”为追求，以兴办教育为己任。早年留学日本，积极寻求救国方略。他中过秀才，办过学塾，参与了我国第一所回民新式教育机构——穆源学堂的教务管理和教学活动，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为全国之回教提倡公益”的穆斯林民间教育社会团体——“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积极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进步理念，撰文支持“留东清真教育会”创办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份穆斯林自办刊物”^【2】《醒回篇》的刊行（实为穆斯林自办杂志第一，1906年北京回族丁宝臣即已创办日报《正宗爱国报》），以探讨穆斯林教育发展大计，在推动我国回民现代教育进程中具有里程式的重要地位。

      鉴于童琮在中国积极倡导并实践回民新式教育的特殊贡献，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一直没有停过。但由于时代所限，加之其生平留存史料较少，多家刊物、辞典等对其表述不尽相同，讹误较多。

教务之余，笔者走访和电话采访了童琮的孙子童家璜（1931.8—）、孙女童淑琴（1938.10—）、重孙女童隆裴（1946.9—）、重外孙金之愚（1935.3—）、重外孙女金曼君（1941.10—）等亲友，获取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后又在市图书馆查阅了能见到的相关馆藏史料，特别是《䕬园课蒙草》、《古润世耕堂金氏宗谱》的发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和缺憾。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正讹误，希望对研究童琮的学界朋友有所裨益，并促进学界对这位回族新式教育标杆大师的深度挖掘和研究。

一、中秀才办学塾  谋篇编著《课蒙草》

         童琮，字印琮，号雪䕬^【3】，又号雪村，回族。祖籍天方，“迁润始祖童永公，以明进士知浙江寿昌县，旋升擢处州府知府。解组后，里之人钦其行，举为坊长。”^【4】由此可知，童氏回族进入镇江的时间比夏容光先生在《江苏镇江伊斯兰教史》所提出的“清乾隆说”至少要早近百年。1864年，童琮出生于江苏镇江。谱排“基”字^【5】。祖业为镇江知名清真五云斋茶食店，先生为独子，其父屡想让他接管祖业，但先生志在普及教育之宏伟理想，其父无奈，后忍痛割爱，将这爿老字号名店转让给同教杨姓经营。童琮少时熟读四书五经，并跟随杨正慈阿訇念过经，惜未穿衣（毕业）。大约光绪己丑十五年（1889），童琮聘娶同城世有姻亲的殷实富户世耕堂金氏之女为妻，育有三子：童德曙（字赓伯）、童德曜、童德暄（字小䕬）。

      “童琮实为近代回民教育先驱，回民社团最早之发起人”^【6】，一生竭力宣传“唯有教育普及，才是振兴中华，改变回回贫愚落后面貌之根本”的主张。他“醉心新学”，立志报效祖国，常与志同道合之仁人志士“咸集书斋，讨论时事。”日本明治维新运动让当时许多爱国志士看到了一丝光明，同时，他们开始反思我国的国体和现状。其时，先生和那些有志青年一样，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的理想，立志远出日本留学，积极寻求救国方略。从现有资料分析，童琮留学日本时间应该在18——20岁之间，即光绪八年（1882）到光绪十年（1884），当是在婚前。留日期间，他广交四海志士，并有幸结识了一批回族爱国青年才俊。

        光緒六年（1880）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吴保龄在为《䕬园课蒙草》初编所写序文中，对童琮的学历有所简介，“丙戌（1886）岁试，（童琮）与余从弟菊人寿龄同受知于长沙王祭酒先谦，其从兄在茲（童）镕又与余从弟友芝恒龄同岁举茂才。荫乔从兄述，曾尤与之莫逆。”“辛卯（1891）、癸巳（1893）、丁酉（1897）、壬寅（1902），乡闱叠膺鹗荐。”由此我们知道：童琮至少在光绪十二年（1886）22岁时即已考取秀才，而非光绪甲辰三十年（1904）。考取秀才后，他仍积极上进，结伴四处孜孜求学，曾投学于“长沙王祭酒先谦”门下。后在每年的岁试中屡获第一，始晋级为“廪生”，每年享有官府廪米津贴，并拥有了“优先举荐童生入试”的资格，同时“为应考童生具结保证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就是代表教育机构从最基层对“应试童生”进行“政审”。不久，就在位于城西礼拜寺巷前后三进四厢私宅内（即今清真寺街中断），用前两进两厢创办“䕬园学塾”，开馆授徒。因塾规严格，课程丰富，教学有方，加之邻里仰慕先生秀才之名，故慕名前来求学者日众。时人多以“䕬园先生”称之。因此，“䕬园学塾”的创办时间，也要远远早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䕬园课蒙草》光绪二十九年蔡源深序文印证了此事，“庚寅（1890）、辛卯（1891），犹子鈡骅辈随宦武林，间以课作邮寄都门示余。询问所从师，知为邑廪生童雪䕬上舍。”但在此后乡试中，童琮却屡试不第，终生未能晋级举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始废八股，改试策论。策论作为古代选贤拔才的一种科举制度，自宋以来，几度兴废。在废八股文到新式学堂的普及和科举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六、七年间，应试学员一时难以适应新的考试制度，“初学从事，更苦无门径可入”^【7】，急需相关的教材。为满足学童应试之需，童琮顺应时势，根据学员的求学特点，于教学之余，着手整理教学笔记，利用自己深厚的古文知识和敏锐的思辨才智开始研究策论科考大纲，编著《䕬园课蒙草》初编，后又陆续编写出了二编和三编。初、二编刊印后，对学童应试作用很大，命中率颇高。学界朋友始竭力推介，时任湖北江夏知府徐兆英在阅读《䕬园课蒙草》草稿后欣然写道：“下爱其理法清真，词有爽朗，俾初学读之，如耳提，如面命，故宜不胫而走，家置一编。已由初编而扩充之为二编，行见初阐发乎义理者，次则驱遣乎经籍，终且驰骋乎才气，日新月异，以驯至文章之大观，岂不盛哉？”^【8】因此，此书迅速成为各地学童应试法宝，很快流传至省内各地，及上海、河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北京等地，并先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宣统二年（1910）、民国四年（1915）、民国丙辰年（1916），多次由同文社、世界社、上海铸记书局、上海链石书局等再版翻印。并于民国元年被上海中华高等小学选为国文教科书，该套教材共计八册，《䕬园课蒙草》初编、二编、三编为其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从民国元年（1912）正月初版到民国二年（1913）三月短短十四个月内，就再版了十七次，可见其受欢迎之程度和受众之多。该书在满足学童应试之需的同时，也给童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生活藉此得以改善。据童家璜回忆，一直到1937年年底镇江沦陷前，他们家仍在旧宅中印刷、装订《䕬园课蒙草》，用以外销，该书的社会影响之广、读者群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䕬园课蒙草》，又名《课蒙文引》，共三编，初编序5张、正文13张。二编序2张、正文16张。惜第三编至今未见。初编有“序”6篇、“策论”26首，二编有序文2篇、“策论”32篇。序文均邀当时镇（江）、扬（州）两地的社会名流而著，如咸丰年间曾任湖北江夏知府的徐兆英（江苏江都人）；光緒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和四川潼川府知府的吴保龄（江苏丹徒人）；同治年间拔贡、北宋著名词人晏殊裔孙晏崑琦（江苏仪征人）和宣统元年（1909）任湖南清理财政正监理官、曾任湖北候补道的蔡源深（回族，江苏丹徒人），童琮自己亦作有三序。《䕬园课蒙草》刊行时，他还诚邀光绪年间进士、人刑部主事陈采卿（江苏扬州人）和丹徒书法家、楹联高手赵铭辛作为该书的编撰“鉴定”。

     《䕬园课蒙草》初编主要讲述了编书的目的，就是教学童会讲话、讲好话、如何做到语句连贯、如何才能前言搭上后语，以及写策论的一些通俗理论。“策论”是“就当时政治问题加以论说，提出对策的文章”，其特点是以论点作为写作中心，一事一议，简洁有力，犀利练达，人们可以在文中充分表达自己对时政的观点，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此，相对于八股文，思想要开放许多。书中除了理论文章外，针对前面的理论，童琮自己还编著58篇短小精悍的有关修身、治学、从政等简短且富含哲理策论范文，分列初编、二编之中，所写文章均由简而繁，循序渐进，每篇正文页眉，有其堂兄童镕（字在茲）的点睛笺注，包括写作方法，介绍该文好在何处？妙于何因？兼之讲授作文之文法和修辞等，供学生研阅，并进行句读练习和分析、背诵，最后还要求临摹，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满足了学童们的渴求，适用于中、高级学员。光緒六年（1880）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吴保龄看罢，由衷赞道，文虽无“鸿篇巨制”，“然即小见大，语必爽，气必盛，笔必健，章法必密，魄力必厚，神韵必永，色泽必腴。尺幅中具有千里之概。洵先正之典型，后学之津梁也”，并“爰亟怂恿付梓”，急切希望他早日出版刊印，以利他人。^【9】童琮在《䕬园课蒙草》“自序”和“策论”中，积极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进步主张，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据童家璜和金之愚回忆，他们都见过第三编“现代科学”编，其主要内容则是讲述各种自然现象、介绍简单的社会科学知识，比如天为什么会下雨？为什么会电闪雷鸣？汽车为什么会跑？还有电话、轮船、电报、火车等功能和简单工作原理。在那种封闭的时代，给孩子们讲这些，无异于天方夜谭，但这些却已实实在在存在于发达国家了。资料显示，第三编是由童琮和他的长子童赓伯共同完成的，他们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来教导学生，无疑激发了孩子们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的好奇心，藉此培养孩子们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第三编除“跋”外，童琮还在书后几页撰写了童家的简史和字辈排行，笔者揣测，其用意无外乎寄厚望于家族后人，能牢记先人的功业，孜孜于奋发进取，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笔者研读《䕬园课蒙草》后，发现百余年前编写的《䕬园课蒙草》，虽是当时应试教材，囿于时代局限，难免存有瑕疵，但纵观全篇，仅从做文章角度视之，仍令人受益匪浅。无怪乎朱自清先生对之也赞誉有加。他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时，曾回忆说：“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偶然买到一部《䕬园课蒙草》，一部彪蒙书室的《论说入门》，非常高兴，因为这两部书都指示写作的方法。那时的国文教师对我们帮助很少，大家只茫然地读，茫然地写；有了指点方法的书，仿佛夜行有了电棒。……”^【10】

二、诚接聘勤教务  倾心实践新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穆斯林处境尤为艰难，他们经济贫困，文化落后，思想保守，并对主流文化持反对态度，很少关注外界的新生事物，从而使自己总处于边缘状态。鉴于这种病态的文化心理，穆斯林先进知识分子们清醒地认识到，单一的经堂教育已不能满足穆斯林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必须“建学校以启民智、办报刊以兴舆论、创社团以聚人心、搞学术以促交流”，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提出了改良传统经堂教育、兴办新式学堂的构思，极力推崇“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进步主张，在中国近现代伊斯兰教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著名汉族学者顾颉刚先生称赞它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11】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明令兴办新学，镇江的小学堂渐次开办。二十九年（1903），镇江全县各小学堂基本执行清廷重订的“癸卯学制”。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为真正兴办新式学堂扫平了路障。

     光绪三十二年（1906），镇江由地方各业和个人捐款开办了一批小学堂^【12】，穆源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的。

      宣统元年（1909）重修的《古润世耕堂金氏宗谱》卷一中有署名“姻世愚弟童琮”撰写的“恒仁公传略”，详细介绍了穆源学堂的创建时间、地点和主要创办人。现摘录如下，以昭史实：

      公讳恒仁，字聘三，东旭公仲子也。……乙巳冬，里中诸君子议新学，公担任开办费独多，然苦无校址。有祖遗地亩许，坐落大围坊杨家门，为卖花佣董某鸠占。公从兄石声，讼之官，累年，案未结。石声语公曰：“盍捐此地与学？”公欣然诺。丙午春，爰商诸翼君，子嘉、质庵及润生、恒春诸昆仲，佥以为然。遂公禀邑尊宗加弥大令能述，勒董让地，而校基以立。公泫然曰：“建筑费无出，校舍奚由成哉？”遂毅然倡议，佃款四千五百银圆，不足，则商之中表杨君心斋、白山昆季，分佃银千五百圆，而校舍以成，今穆源两等学堂即其地也。是役也，测景度地，鸠工庀才。公朝暮奔走，不少倦阅，六月而工甫竣。是年，郡城内踵兴志成小学，提议者为马君源兴，马心热而绌於财，开校时勉助银百数十圆，常川费则筹之茶肆，而校舍病不合格，则计无所出。公复出为佃款数百金，而志成新校亦成，里中遂公举公为穆源、志成两校总经理，请邑尊给照会。公以责成綦重，日夕以筹款为己任。……^【13】

      其卷三“世系表”中亦有略记：

     “第十八世恒仁公，字聘三，国学生，州同职衔，奉旨议叙，随带加四级，赏加四品封典，诰授朝议大夫。”

     由此可知：私立穆源两等学堂的创办时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创始人主要是国学生金恒仁（字聘三，1869.6—1907.10）和杨心斋、杨白山（字正龄）两位表兄弟，地点是位于大围坊杨家门金家的一块祖遗地产（即今润州区文化馆所在地）。其时仅建校费用就高达柒千伍佰银圆，可见当时学校之规模。同年，金恒仁还出资帮助马源兴（字蓬伯）在城里剪子巷清真寺南侧兴建“志成小学”，并被乡邻“举公为穆源、志成两校总经理”。这应该是我国最早建成的两所私立回民新式教育机构，也是镇江地区最早成立的两座私立小学，并且都向地方政府登记注册，申领了“照会”，是“合法”的教育机构。另外，参与学堂创建，并予以经济支持的还有金质庵、谈履谦和上海的蒋慕周。^【14】因为童琮是个留过洋的秀才，有办学经验，又念过经，教门操守好，恒仁先生十分器重，所以就诚聘他前来参与学堂的创建，并委以“教务总管”的头衔。童琮还把自己编著的《䕬园课蒙草》作为该校高级部学员的教材，并亲自授课。有些媒体上说杨公崖也参与了穆源学堂的创建，纯属无稽之谈。“杨公崖（1891—1974），谱名大培，字植之，亦称泽滋，镇江回族巨商涌兴裕铜锡店杨心斋之子。年少时，就读于曹秉仁先生创办的承志中学堂，……1913年，公崖先生又到镇江法政学堂攻读法律，……”^【15】1906年穆源创办之时，杨公崖还只是15岁的少年，尚在“承志学堂”读书，如何谈得上“参与创建”。 “1911年丹徒县小学堂一览表”中如是写道：“私立穆源两等小学堂，创办人杨正龄（回族），地址杨家门，创办年份1906年。”其时金恒仁已归真，杨正龄接了他的班，统计时就把他误写成创办人。^【16】

     “私立穆源两等学堂”的创立比王宽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北京倡创的“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早整整两年。在积极推进新式教育的同时，穆源学堂仍旧保持了民族特色，每周五下午半天开设阿拉伯语课程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学习，以使回民子弟在接受新生事物的同时，不忘自己回回的根本。此良苦用意，已于校名涵盖之。“穆源”乃取“穆斯林文化知识的启蒙渊源”之意。《镇江市教育志（1912-1990）》（1912——1990）“学制课程”记载：“宣统元年（1909）……回民子弟就学的穆源小学堂、志成学堂等校另开设阿拉伯文课，清真女学还开设缝纫课。”^【17】也印证了这一史实。这一特色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到了1996年秋季，该校曾以兴趣课的形式，特聘毕业于郑州穆光阿拉伯语学校一位女老师教授阿拉伯语一年有余，深受校方和学生们的喜爱。

      办校初期，童琮受聘于校董事会主持该校教务，“编撰教科诸书，其经营筹画，卓卓可观”。童琮与同仁共同创作的“穆源校歌”，歌词激越昂扬，抒情中充满激励后人的词句，至今为人传唱。校歌原文是：“大江之滨古谷阳，豪气贯朱方。黉舍林立书声朗，贤俊递争光。我穆源，应运而生。弦歌传诵，乡师惠泽长。后昆启，先哲仰，勤读莫懈荒。江水泱泱。山光茫茫，前途永无疆。”（夏容光先生整理）。为便于小学生易唱易记，后经老校友范用改成白话，“大江之滨古谷阳，浩气贯朱方。书声琅琅，弦歌一堂，桃李芬芳。春风吹，钟声扬，莫负好时光。江水泱泱，山光茫茫，前途永无量！”当时，范老还在一旁注明：“穆源校歌，曲调悠扬。词尽可能保留旧日校歌的特色。‘谷阳’、‘朱方’两个地名古称，可使学生知道一点乡土历史。”穆源小学是范用先生一生就读过的最高“学府”，他说，心中永远萦绕的是《穆源校歌》，歌声中承载着至真至美的童年梦。他在信中称：“……，一首校歌能够维系师生感情，代代相传，跨越时间空间，把几代人的心连接在一起。我希望穆源校歌永远流传，弦歌不辍。”^【18】

       民国元年（1912），镇江实行新学制，学堂改称学校，官立高等小学堂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穆源两等小学堂改名为“私立穆源小学校”。

      民国四年（1915），童琮长子童赓伯从南京汇文书院（即后来的金陵大学）毕业，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亦留在学塾教英语、算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童赓伯同时还受聘于穆源小学教课，并兼任马桂记肥皂公司秘书。随着办学名气的远播，学员越来越多，遂将“䕬园学塾”改名为“䕬园中英算补习班”，后迁址王家巷。为了解决校舍和学员的住宿问题，童琮又租赁宝盖路附近钱业公所名下的房产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1923年，童琮归真后，童赓伯始聘友人蒋某担任中文教师。后来公办学堂渐增，加之赓伯染上吸食大烟嗜好，䕬园补习班结束。

      穆源小学和䕬园中英算补习班实行优势互补，教学资源共享，而由童琮参与制定的一整套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则令后来的穆源小学受益无穷，时与镇江私立润商小学校（1920年始办）、私立敏成学校（1921年始办）和私立达人小学校（1928年始办）均为当时一流学校，在当时举行的全县各类教育技能比赛中，多次拔得头筹。该校历经沧桑，留存至今。

      穆源的创办，为我国探索近代回民教育出路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著名出版家范用、水下机器人专家谈大龙（回族）、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常谦顺（回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向锦江、航空精密机械专家嵇均生等均曾就读于穆源小学。“文革”中，穆源也曾与其他学校一样，厄运难逃，多次更名。1984年，在镇江市伊斯兰教协会要求下，恢复“穆源小学”校名。2001年改为“镇江市润州区民族学校”。为整合教育资源，2006年始与宝盖路中心小学合并，但仍在各自学校上课。2008年9月，正式合并为一体，取名“镇江市穆源民族学校”，并迁往位于宝盖路新址，由此开启了穆源更加美丽的新篇章。（“镇江穆源小学历年概况表”见附表一）

三、创社团聚人心  竭力奔走谋发展

      创设社团是促进一项事业健康发展的组织保证。20世纪前半期（1900—1949年），全国范围的穆斯林社团达100多个。这一时期的穆斯林社团按其职能来划分的，主要有三种类型：教育团体、学术团体、救国团体。教育团体是穆斯林有识之士有感于穆斯林教育落后而设立的，以图振兴穆斯林教育，提高穆斯林文化素质。童琮创立的“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开启了我国穆斯林教育团体之先河。

      为了实现“教育普及，振兴中华”之理想，童琮“与数同志”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镇江发起成立“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期间，“童氏自食其食，自衣其衣，而奔走呼号，昼夜不息，以经营此会者，夫岂有求于其间哉！为吾教谋进化，图生存，义务所在，不容已也”，并号召“同教诸君，闻风兴起，声应乞求，富者出资，穷者出力。”号召发出后，即受到国内穆民中有识之士以及同教中留日学生的支持和赞助。该会创办之初，“虽赞助有人，而一书一启”，童琮“皆亲为之，其苦心劳力，概可想见。”^【19】该会原名本为“东亚穆民教育总会”， 就该会章程和名称经与留日学生“相与磋商，始易今名”。^【20】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东亚清真教育总会”在穆源学堂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湖北补用道金鼎（？—1922年，字峙生，江宁人）为会长，杨正龄（字白山）、哈礼堂、金恒义等50余人赞助其事，并号召各地成立分会。“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宗旨是：“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21】其任务是：“集合教门之精粹，立一教育之标准，劝各处同教设立分会，则而效之，务使教门聚落之区皆有学堂，凡教中子弟俱入学受业。其间附编辑一部，凡诸学科，精选纂述，以供学堂需要；并辑时事及关于宗教诸说，随时刊发，以为同教开通智识一助”。^【22】“东亚穆民教育总会”是我国第一个“为全国之回教提倡公益”的穆斯林民间教育社会团体，以兴办教育为己任，它的成立推动了回族穆斯林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并对以后各地回族和伊斯兰社团的兴起，起到了先驱作用。

四、望扶桑遥相应  撰文鼎持《醒回篇》

      为响应“东亚穆民教育总会”的号召，1907年6月，留日回族留学生、同盟会会员保廷梁、孙永安、王廷治、赵钟奇、黄镇磐等在东京上野精养轩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该会的成立，得到了时任清政府钦差出使日本的大臣、著名回族外交家杨枢（字星垣）先生的赞助和支持，还特意在日本东京大清公使馆接见了部分会员代表，并合影纪念。为谋划回族教育发展事业，童琮和“东亚穆民教育总会”书信往来密切。1908年正月，“留东清真教育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制订教育会章程。本着“改良宗教、普及教育”的宗旨，决定创办《醒回篇》（原名《劝告清真同教书》），以探讨穆斯林教育发展大计。1908年秋，《醒回篇》第一号由东京秀光社出版，发行仅数百本。刊物指出“助长国家精神之道有种种，兴教育其先务也，集成国家活动之道亦有种种，兴教育其首功也”。

     《醒回篇》创办之际，适有埃及军官“阿復哇朶里，同教异人也。来游日本，因介绍以见。晤对时，闻予等是举，大异之。因题册面回文，且加勖勉焉。”^【23】由此可知：《醒回篇》封面阿拉伯语译文和“清真言”是出自埃及军官阿復哇朶里之手。

      得知《醒回篇》即将创刊，童琮兴奋不已，特为之撰写《说团》、《原课》两篇文章。针对国内各地回民社区相对独立，长期缺少全国性组织，彼此联系松散等现象，童琮在《说团》一文中提出了加强民族内部联系和团结的问题，论述了回民团结、结团的重要性。他比喻道，“夫沙,散土也,团之即肖形；黍，散粒也,团之即能成粽。斯艺虽小,可以喻大,而谓人可忽之哉？”^【24】并指出“吾教人素有‘天下一家’之谚，若具天然之团体者。然无如世风浇薄，声气不通。吾教之散处于二十一行省者，疾痛困苦，若秦越之不相关。揆之同教亲爱本旨，宁不相悖？”^【25】竭力呼吁回民团结起来，“用御外侮”，“吾回苟有心挽救世局，盍先研究名义，求称其实，专其心，专其力，以成其团乎!”^【26】“在当时教派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能有这种超脱的理性认识实在不易。”^【27】《原课》则重点讲述用天课兴办教育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并放出“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之豪言，其具体理想是：“集合教门之精粹，立一教育之标准，劝各处同教设立分会，则而效之，务使教门聚落之区皆有学堂，凡教中子弟俱入学受业。其间附编辑一部，凡诸学科，精选纂述，以供学堂需要；并辑时事及关于宗教诸说，随时刊发，以为同教开通慧识一助”。^【28】童琮还以经训为依据，对天课进行了精确的解释，并把天课和“随时施散”的乜贴有所区别，“天课，意谓此天然之赋课，如天职之当尽，天秩之当遵者。”“而随时施散之数又不在此例”，指明天课实为兴办新学之费用来源，“今日吾教之急务，莫兴学。若而论者，每有筹欤之，若遂之，因噎而废食，则大可忧也。孰知吾教中于凡百公益，早有至美之法，至公之理，圣人于千百年前已不啻耳提面命，而犹俟他求哉？是在有社会之责者，反复提议，庶可望全体回民实行其事耳！”^【29】当时，童琮还邀请镇江好友李芍珊（字兆芝）以教外人的眼光对中国伊斯兰教当时的状况发表十分中肯的意见，并对回教的未来振兴建言献策，由此可见其包容之胸怀，诚如《醒回篇》编者之语，“李君兆芝，非回而汉，童君雪䕬之友也。闻留东同人将刊杂志，赐寄斯稿。其于回教利弊，言之确凿。所筹回教振兴，必改良宗教，欲改良宗教，必自习经、兴学、立会、办报始，非灼知回教目下当务之急，何克至此，故急录之，以饷吾教，并志此以谢李君盛意。”^【30】

       在清末国家命运存亡之际，这批回族爱国青年借助《醒回篇》阐述了自己对民族关系、宗教改良和普及教育的看法及见解，他们突破过去“在教言教、各行各教”的藩篱，放眼世界和未来，把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理性认识民族和国家、个体与整体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虽然只出版了一期，却集中反映了清末中国穆斯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醒的进步思想，被后人誉为是“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的号角”，顾颉刚先生则称之为“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回教的文化运动》1937.3）“字里行间亦时时暗示民族革命的意思，这是清末中国回教的一种新气象”^【31】。丁宝臣在阅读《醒回篇》发刊词后，对其也赞誉复加，特在第800期《正宗爱国报》著文写到：“鄙人昨赴牛街礼拜寺教师王君浩然处，见案头有《醒回篇》一部。展读之余，知为东京留学清真教育会所编辑。篇中以唤醒回教同人，通知合群保种、改良教育为宗旨，为国家立宪之预备。溯古析今，发明真理，足可启自强之思想，振爱国之精神，其志良佳，其心良苦矣！”。虽然《醒回篇》的发行量总共不过数百册，且只发行了一期，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正宗爱国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五、交名流育后人  成愿瞑目眠祖茔

       辛亥革命前后，童琮曾在镇江南马路（今伯先路）开办印书馆，承印各种报刊、图书和广告。先生与清末状元资本家、民族实业家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私交甚厚，张謇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倡行者，其追求“兴办实业、振兴中华”的抱负与童琮“教育普及，振兴中华”的理念不谋而合，“何其相似乃尔！”民国初年，张謇应童琮之邀，欣然为山巷清真寺书题“留馀”二字，后寺董雇工做成木匾，悬挂于前厅。“文革”间流落民间，今存镇江市博物馆。^【32】

       童琮去世后，其子童赓伯秉承父志，教学之余，苦心经营印书馆，并于1927年创办了《益我报》，后因该报刊发了几篇拥护革命的进步文章，被当局两度查处，最后勒令封刊，《镇江市志》记述其事：“民国16年《自强报》被查封，《正言报》被迫停刊，《益我报》两度被封。”先生不服，向法院起诉。终审判决：《益我报》停刊，酌情赔偿其损失。“1904—1985年镇江报纸一览表”记载如下：“《益我报》，民办，日刊，创办年月1927年，停刊年月和发行量不详，主办人童赓伯”^【33】。由此可见，说《益我报》是童琮所办，实是“子冠父戴”。

        童琮的著作和文章存世不多，主要著作有《䕬园课蒙草》三编，文章则有刊载于《醒回篇》的《说团》、《原课》，和传唱至今的“穆源校歌”，以及清宣统元年（1909）重修的《古润世耕堂金氏宗谱》中收录其撰写的“天富公事略”、“天启公事略”、“恒仁公传略”、“勅赐金氏祖茔马鞍山图跋”、“达贵公事略”^【34】。另有清光绪戊午年（1918）秋，为山巷清真寺掌教杨大勳（字弼臣）伊玛目撰写的“杨弼臣阿衡纪念碑”（镇江回教同仁公立）碑文一篇。

民国十二年（1923）秋，童琮先生以花甲之寿病故于镇江宅中，葬镇江桃花坞童氏祖茔。解放初期，政府修筑马路被毁，墓今不存。

 

Tongcong—— A Pioneer of Chinese Muslim’s Educators in Modern Time

Xue Longhe

Abstract：Tongcong was a promotor of Chinese Muslim new-style education. He devoted himself into Muslim education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to put forward the Muslim educ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his whole life with rich active materials, which advocated “sav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 ”sav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s”,and acted with “liberat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ng the people”. We wish that more researchers focus on this Great Teacher who made great progress to promote Chinese Muslim new-style education and deeply influenced Chinese Islamic societies.

Key Words：Tongcong    Chinese Muslim   New-style Education   Muslim Society

 

作者简介：

    薛龙和（1968——），回族，经名优素福，江苏高邮人。镇江山巷清真寺阿訇、中国回族学会理事。教务之余，主要从事地方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

 

注释及参考资料 ：

1、郑勉之《伊斯兰教简明辞典》[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287.

2、“编印说明”[A] 《醒回篇》、《伊斯兰》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第一辑[M] 沈遐熙名誉主编  余振贵  杨怀中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3、光绪三十一年日本同文社出版和以后多次再版的《䕬园课蒙草》[Z]，以及光绪三十四年日本《醒回篇》中童琮字号均用“䕬”。《说文解字》（汉  许慎撰  黄山书社1993年3月出版）“说文一下艹部  二”第16页解释为：“‘䕬’御湿之菜也。从艹彊声，居良切。”读[jiāng]，就是生姜；《康熙字典》解释：申集上[艸字部]：“䕬”即“蔃”也。蔃，康熙笔画为17。[集韵]巨兩切,强上聲。草名。即读[jiāng]，就是生姜。又[類篇]渠良切，音强。读为[qiáng]，即蔃莍，百合也。《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未收录此字。笔者愚见，读[qiáng]，即“百合”之意，则比较切合清末秀才童琮的文化身份，而且也符合他“教育普及，振兴中华”的宏大抱负。百合既可观赏、药用，也可食用。童琮用它作为自己名号，把学塾起名为“百合园”，寄望一：希望学塾能成为孩子们快乐学习的佳处，以摆脱过去“死读书”的教学方式，张扬学童的天真个性；寄望二：希望孩子通过学习，能掌握更多知识，藉以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面目，振兴中华。其后人亦多赞同此观点。

4、蔡源深. 䕬园课蒙草二编序[A].光绪二十九年七月.

5、夏容光《江苏镇江伊斯兰教史》[M]（1999年12月 苏出准印JSE—002216号）第13页，宝训堂童姓，雁门郡，始祖从河南省开封来镇江任职，当时尚无妻小，后娶完氏为妻。其排辈字：“……、宗、盛、全、基、德，家、隆、本、志、培，承、先、启、事、业，光、耀、照、绪、昌”二十字。现已繁衍到十世“培”字辈。镇江人口也不少。上海、南京等地均有童氏分支。

6、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M]下册  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1329—1330.

7、8、徐兆英. 䕬园课蒙草序[A]  光绪癸卯孟秋.

9、吴保龄. 䕬园课蒙草初编序[A]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

10、夏丏尊  叶圣陶 《文心》[M]“序二”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08.

11、顾颉刚.回教新文化运动[A]载于《月华》第九卷[Z]

12、镇江市教育局编志办公室 《镇江市教育志（1912-1990）》[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43.

13、《古润金氏宗谱》·卷一  光绪十六年十月修纂.

14、夏容光.江苏镇江伊斯兰教史[M].镇江：内部资料，苏出准印JSE—002216号，1999：60.

15、薛龙和.爱国民主人士杨公崖[A]《京江晚报》2011年11月6日A6版“名城”.

16、镇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1244—1245.

17、镇江市教育局编志办公室.镇江市教育志（1912-1990）[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70.

18、晓祝  竺捷.白话文版本《穆源小学校歌》现身镇江[J]” 《京江晚报》2012年4月10日A5版

19、20、21、22、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之状况[A]《醒回篇》、《伊斯兰》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第一辑[M]  沈遐熙名誉主编  余振贵  杨怀中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100、100、 99、101.

23、留东清真教育会纪事[A]《醒回篇》、《伊斯兰》  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第一辑[M]  沈遐熙名誉主编  余振贵  杨怀中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103.

24、25、26、童琮.说团[A] 《醒回篇》、《伊斯兰》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第一辑[M] 沈遐熙名誉主编  余振贵  杨怀中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94、94、95.

27、李健彪.从《醒回篇》看近代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四期

28、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之状况[A] 《醒回篇》、《伊斯兰》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第一辑[M] 沈遐熙名誉主编  余振贵  杨怀中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101.

29、童琮.原课[A]《醒回篇》、《伊斯兰》 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第一辑[M] 沈遐熙名誉主编  余振贵  杨怀中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96.

30、李芍珊.回教振兴策[A] 《醒回篇》、《伊斯兰》  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第一辑[M]  沈遐熙名誉主编  余振贵  杨怀中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89.

31、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A]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M]  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41.

32、此条目由镇江博物馆原副馆长徐铁成先生提供，在此诚挚谢意！

33、镇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镇江市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1471、1478—1479.

34、《古润金氏宗谱》[Z]  清宣统元年（1909）重修.